當代法國符號論的發展
作者：高宣揚
文章來源：作者惠賜
瀏覽：278 次
當代法國符號論的發展
（在黑龍江大學的演講稿）
（2006,01,03）
(1)西方社會經歷二十世紀的科技化和全球化之後，已經變成為全然不同於古典資本主義或近代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徹底暴露了古典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一切矛盾的嚴重性，而且也提供了修正、改進、推動和進一步發展新社會的可能方向、方法和策略。但社會的發展往往是越出人的預料之外。在當代社會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科學技術，不但以難以預見的速度和效率，改變著生產與生產關係，改變著社會及自然的物質結構，而且，也以前所未有方式滲透到人的一切生活領域，特別滲透到精神生活和思想活動之中，以致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及思想創造活動的前景。
(2)當代法國哲學，面對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及其在當代文化中的關鍵地位，特別重視及時地總結科學技術的成果，並在理論上概括出哲學的結論。法國精神與政治科學科學院(L』Acade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席兼法國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孟德波利亞(Thierry de Montbrial)，在他致法國哲學會所作的學術報告中，特別強調二十一世紀的信息學(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認為，不能把當代信息學單純地當作是一種科學或技術，而是一種遠比文字本身更複雜得多、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義(Montbrial, Thierry de, 2001)。孟德波利亞說，信息不像語言文字那樣，只是局限於線性表達方式，同樣也不是單靠時間與空間的架構而存在和發生運作。因此，信息學的出現，意味著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一種『超文字』(hypere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語音和圖像的雙重關係，另一方面又借助於技術所提供的聯結方式，可以在各種文本所構成的『超文本』(hypertexte)之間進行穿梭和遊行表演(Ibid. : 1)。正因為這樣，信息的氾濫和傳播，就好像以往人類歷史上文字的出現那樣，深刻地影響了文化、思想及社會組織。嚴格地說，信息的出現及傳播，歸根結底，關係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運，並由此深刻地改變了哲學本身的性質及表達方式（參看Thierry de Montbrial, L』Informatique et la pensee. In Bulletin de la societe francaise de philosophie, 95 annee, No.2, Avril-Juin 2001, Paris）。
(3)現代科學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進一步將人類文化納入由符號、數碼、象徵及信號所組成的人造世界中去。人類社會遇到了從未有過的『虛擬世界』，它不但不是實際世界的簡單複製和模仿，而且，還在規模、質量、內容、形式和運作方式以及實際效果方面，遠遠超出舊有的世界。
在當代科技的推動和改造下，社會文化體系的一個根本性轉折，就是符號和數碼的普遍化。一切都成為符號；不只是原來的語言，就連社會制度、社會關係，甚至是人本身和人的性別，也成為了符號系統的一部分，成為當代符號運作過程的一個附屬品。當代社會的符碼化、數碼化、符號化和象徵化，在經歷握有實權的人群的改造和控制之後，又被定向地運用於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加速了商業的數碼化或數碼的商業化的進程，導致文化以及思想創造活動本身的商業化和數碼化。這一切，使當代法國哲學家們越來越關切符號和數碼的社會文化運用及其哲學意義。
(4)當代法國哲學家並不打算像預言家那樣預測未來。他們相信柏格森所說的話：任何預測，歸根結底，只能是限制在經歷過的實踐經驗的範圍內。所以，任何預測，只能是立足於人們類似於過去的想法。但是，根據過去幾十年的社會發展經驗和教訓，哲學家們把重點放在兩方面：（一）符號、數碼及象徵化的未來趨勢方面；（二）科學技術的不可預測性本身。
哲學家吉爾博特‧霍達在他的《論信號的未來》的論文中，重點指出了現代信號不同於傳統信號的特徵。他提醒大家不要繼續以對『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對立關係模式對待現代信號的運作(Gilbert Hottois, L』avenir du signe)。與吉爾博特‧霍達一樣，越來越多的法國哲學家注意到信號、象徵的新型特徵。
米歇‧巴蒂在他的論現代科學技術的論文中，一方面強調科學的無可預測性，但又指出這種無可預測性的積極意義(Michel Paty, Science et philosophie: la nuveaute et sa reference)。
(5)縱觀當代法國哲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沒有一位思想家，不深入地探討語言、符號、象徵與數碼的問題。羅蘭‧巴特、列維‧施特勞斯、福柯、德裡達、利歐塔、布迪厄、波德裡亞以及其它新起的年輕一代哲學家，都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研究語言、符號和象徵的問題。而且，他們之研究語言、符號、數碼及象徵，雖然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從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哲學對語言的研究成果，雖然與當時發生的所謂『語言學的轉折』相關，但這是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新時代裡的重大事件，不論其理論形式，還是其研究方向，都與所謂『語言學的轉折』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6)當代法國哲學家所研究的語言、象徵、符號和數碼，都緊密地與社會和文化生活相關。也就是說，他們研究語言和象徵，都遠遠地超出了語言和象徵本身，並不是把語言和象徵單純地看成為語言和象徵本身的問題，也不是單純從它們的符號關係來進行探討。當代法國哲學家超越了傳統哲學、語言學和分析哲學的語言研究成果。他們從語言的研究，過渡到非語言、前語言、超語言和一般符號以及象徵的研究，過渡到對於符號的超哲學的多學科的研究。他們所探討的，使當代社會文化中活生生的符號、文字、思想、行動、社會、文化的相互關係。他們把這些符號和語言，當成有自身生命力的文化生產過程，當成一種緊密與我們的精神生命相關的過程。
(7)人類社會不同於自然的地方，就在於人類所創造的文化，貫穿著社會生活的一切過程，也改變著社會的一切方面。長期以來，在人類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文化始終不斷地實現雙向差異化，即一方面，文化自身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創造生命體，不斷地依據其內部的自律運作機制而進行自我差異化，另一方面，文化又隨著其外在事物及其與周在世界的相互關係的變動而被差異化。正是在文化的這種雙向差異化過程中，構成文化的符號系統，作為一個不可缺少的中介性因素，自律地按照符號系統自身的運作規律而參與到整個文化的生命運動中去，並對文化的更新和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符號為中介所進行的人類文化生產和再生產活動，極其典型地呈現出「『符號』這個象徵性因素同人的思想創造性、同現實因素的相互關係網」在人類社會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意義。
(8)拉康總結了社會人文科學的一切最新研究成果，在五○年代敏銳地指出：人的現實性、象徵性和想像力三重結構（即前述RSI三重結構化的元素），乃是構成社會和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三大基本動力；而其中任何兩個因素之間，又各自成雙地層層相互紐結，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文化(Lacan, J. 1977)。拉康的研究方向及其成果，深刻地影響了此後法國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後現代主義者的思路。
拉康的後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對於語言和象徵的研究，在以下幾個重要方面深刻地影響後來法國哲學思想的發展。第一，拉康首次打破了索緒爾語言學關於語言結構的論述界限，強調語言和象徵的雙重符號具有不斷再雙重化的功能，使語言和象徵的雙重結構獲得了自己的生命，並在社會文化的整體生命活動中獲得再生產和更新的無限可能性。第二，拉康將語言和象徵的雙重結構同社會文化現實的雙重結構交叉起來，使原有缺乏生命的語言和象徵系統從社會文化現實的生命總體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也使社會和文化研究找到詮釋社會文化現象不斷再生產的基本線索，為深刻說明社會文化現象的自我複雜化和人為複雜化找到一個總根源。第三，拉康在人的想像力領域中找到語言和象徵雙重化結構不斷複雜化的精神動力，同時也找到以象徵為中介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不斷複雜化的人性源泉。第四，拉康在重建傳統主體概念的時候，進一步發覺建構主體及其各種複雜關係的本能慾望基礎，使主體超出理性原則、並在較為自然的人性發展道路上自由展開，為後現代主義建構各種各樣反理性的主體歷史本體論奠定基礎。第五，拉康對於各種語言論述的分析，打開了從語言形式結構到社會文化生命運動的新思路，同時也在各種非標準化的語言論述「病例」中，發現語言論述的社會運作權力脈絡。我們將在羅蘭‧巴特的符號論、布迪厄的象徵論社會人類學以及波德裡亞等人的各種新型的和多元的象徵論社會人類學中，看到拉康的影子。
(9)拉康之後，當代法國哲學家實際上一直關切語言、符號及象徵的運作及社會文化意義。結構主義在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具有決定性意義。在結構主義之後，羅蘭‧巴特、福柯、德裡達等人，都在他們的哲學研究中，重視符號和語言的問題，特別是他們的社會文化運用的哲學意義。這一切，也奠定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法國哲學進行符號、象徵研究的堅實基礎。
羅蘭‧巴特等人的符號哲學，顯然已經遠遠超出李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他們對於各種意義的解釋，不再採納李維‧施特勞斯關於聲音與意義的雙重結構的觀念，而是更多地發展了拉康等人所提出的三對各自相互雙重紐結的「巴羅美扭結」(noeud barromeen)的重要觀念，邁向將「結構」與「解構」相互結合的更靈活的思路。羅蘭‧巴特等人的這種超越結構主義的後結構主義觀點，為法國後現代主義理論創造提供了新的啟示，使他們不再像李維‧施特勞斯那樣，僅限於傳統的文化形式中去詮釋傳統文化，更不像李維‧施特勞斯那樣，只滿足於分析文化的結構和詮釋文化的意義，而是以高度自由的創造態度不斷批判傳統文化，尋求衝破傳統文化和創建新文化的多種可能性。
(10)後現代的法國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從此也不再局限於對語言結構的分析，而是深入揭示語言遊戲的各種話語運作和論證策略的奧秘，同時探索進行自由創造所使用的自由語言遊戲(jeu de langage)的新策略。
(11)由此看來，當代法國哲學的符號哲學，已經看到：第一，人作為文化的創造者，其創造活動雖然是始終離不開主客觀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但是，人可以藉助於各種符號，在人加以想像和詮釋的範圍內，以符號為手段，去建構新的文化，並以此來不斷補充和擴大人類原有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人在實際上就是一種創造和使用符號的動物。換句話說，人的創造固然離不開思想、語言和各種物質因素，但是，在創造過程中，人始終都是離不開符號，人始終都要把他內在的和外在的因素比做符號，然後再賦予一定的意義。因此，如果說，人的創造無非就是不斷的創造和擴大意義體系的話，那麼這些意義體系就一刻也離不開符號體系。所以，人的精神生命是以符號作為中介而同一切其它因素相關連。
第二，在有文化生活的人的面前，一切事物不但都可以是符號(signe)，而且也隨時都可以成為不同的符號，成為人所想像或建構的不同符號體系中的構成因素。例如，在人的面前所出現的山和樹木。當人從物理學的學科的符號體系去理解的時候，山和樹木就變成了物理學研究對象的相對靜止的物體。在這種情況下，山和樹被納入到物理學符號系統中，同物理學系統中其它的符號保持特定的關係。但是，當人們進行文學藝術創作的時候，他們面前的山和樹木，卻變成了文學作品中文字符號體系的構成因素，隸屬於文學作品文本的結構的一部份，也賦有有文本整體意義所決定的特殊意義。例如，當作家是把山和樹木當作某一對特定的情人進行互愛活動的場所標誌的時候，山和樹木就同這對情人的愛情故事構成了不可分割的符號系統。總之，在人的周圍和在人的面前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變成為這樣或那樣的符號，而這一切又決定於人的創造活動和意義建構的方向和脈絡。
第三，一切符號都可能具有社會的性質。由於人的社會生活以及人的社會行動的性質，一切被人使用的符號，都具有社會意義，也勢必同各種社會現象相交叉和相互滲透，特別是同社會中的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運作相結合。
第四，一切符號一旦形成為體系，便有可能產生獨立於人的自律。各個人為的符號系統之所以有可能獲得自律而運作，是因為一方面符號一旦系統化，系統內各符號之間的關連就基本上確定下來，而且系統內各符號之間的關係還決定了各符號本身的意涵及其運作規律；另一方面還因為被系統化的符號各因素會自然地同符號以外的社會因素相關連，而且這種關連在很大程度上受符號系統內各因素間的關係所決定，也受到符號所在的周圍特定的客觀社會關係和社會力量的影響。所有這方面的關連及其運作，都是當初從事人為創造的作者本身所無法控制的，也是無法預見的。
第五，一切文本，作為某種符號系統，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人面前，可以成為多意義結構的文本。因此，一切文本都是「多義的」或「多詮釋的」(polysemic)(Barthes, R. 1977: 15-51)。文本只是在原作者那裡才有某種程度的「一義性」。但文本一旦被創造，一旦被發表，就脫離開原作者的控制，就像脫了韁的野馬那樣，在不同讀者的文化脈絡中，湧入不同讀者的思路而轉化成多種可能的意義(Fiske, J. 1989)。
第六，一切符號同其意義的關係並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一定採取二元對立的模式，更不一定只是所謂的『能指』與『所指』的二元對立關係。當代法國哲學家通過對於現代符號的研究，看到了能指與所指的關係的人為性及其可變性。他們指出了能指與所指關係的結構可能性以及它們相互獨立以及各自發展的條件。拉康和羅蘭‧巴特首先發現了能指脫離所指的可能性及其實際變化邏輯，闡明瞭能指獨立進行再生產以及所指轉變成為能指的可能性。在他們之後，一大批法國哲學家進一步揭示了能指與所指相互脫離以及它們各自自我再生產的多樣運作邏輯。
(12)當代法國哲學的符號論，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在六、七○年代的「符號論的轉折」(le tournant semiologique; the Semiological Turn)奠定了基礎，它同當時發生的「語言學的轉折」(le tournant linguistique; The Linguistic Turn)和「詮釋學的轉折」(le tournant hermeneutique; The Hermeneutic Turn)一樣，對於社會人文科學的革命性變化，都具有重要歷史意義，而且也給予此後的後現代主義提供了最深刻的啟示。第一，一切傳統文化，特別是當代社會由資產階級所操縱和宰制的最新文化，歸根結底，都是具有神秘化性質、並因而具有「去意識形態化」性質的符號遊戲的產物。必須以具有同時神秘化和去神秘化的雙重性質的嶄新符號遊戲，也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去揭露當代社會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階級壟斷性質和權力操作程序。第二，只有在符號神話學和符號遊戲策略中，才能探索一切最新文化創造的可能性。由符號論和神話學相結合的最新符號遊戲策略，將開拓未來文化生產過程中的自由創造的新前景，也為文化創造中將可能性同現實性的結合開闢無窮的視野。
(13)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e)的形成和發展，始終都是同符號和語言的批判有密切關係；後現代主義在批判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始終都將符號批判和話語解構當成其中心任務。這是因為：一方面整個西方文化都是以語音中心主義作為基本指導原則，這種語言中心主義的文化建構基本原則，到了晚期資本主義階段，更加與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文化複製技巧緊密結合在一起，使各種人為的符號和信號的運作越來越佔據優先地位；另一方面，後現代文化本身，也是在符號批判、話語解構和擬像遊戲中，直接或間接地完成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及其本身的重建。
(14)在文化高度發展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生產和再生產活動已成為社會生活的最主要構成部分。孕育著後現代性的現代性文化，早在其自身的不斷再生產過程中，就已經感受到原有傳統語言和符號結構對現代性文化發展的約束和限定，以致使現代性發展的進程本身，日益呈現出文化更新同原有符號結構及其運作邏輯的矛盾。所以，在現代性文化的發展後期，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現代性文化中就已經著手展開對於語言和傳統符號結構及其運作邏輯的反叛和批判，這就為後現代主義所從事的反語言和反文化的解構活動作了準備，也為後現代進行符號和擬像遊戲活動掃清了道路。而且，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經歷了漫長曲折的言語符號批判以後，特別是經歷了現代性自身的自我分化和自我生產的無限膨脹之後，更包含著複雜的符號結構密碼系統及其特殊譯碼策略。在某種意義上說，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基本上就是各種符號的不斷重構和解構活動。後現代主義在批判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實際上就是透過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符號遊戲的解構、而達到不斷重建後現代文化的目的。所以，對於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研究，實際上就是探究後現代文化的特殊密碼結構、邏輯及其譯碼策略。
(15)當代越來越多的人造符號體系的生產、再生產及其運作，卻根本不需要或不考慮固定的參照體系，只靠符號體系本身的變化，只靠純粹符號的形式變化，就可以製造和指涉某些意義關係。而且，符號所指涉的意義越是多變，符號被人們接收的可能性就越廣、越大。符號同其參照體系的關係，已經不需要透過「協議」或「共識」的程序來確定。
以符號作為手段和形式，表達、溝通、協調和理解意義結構的過程，就是意義結構的中介化過程和不斷區分化的過程。嚴格地說，意義結構的產生和再生產，也就是意義結構的不斷區分化的過程。而意義結構的不斷區分化過程，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成為人的思想觀念的符號中介化過程，從而實現了符號化的思想觀念自身的區分化過程。總之，人在生存中，不斷地實現其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向的超越化過程，就是人的精神生命不斷地透過其自身所分化出來的思想觀念及其區分化，來建構起不斷區分化的意義體系，也就是建構起不同的文化體系。然而，人的思想觀念的產生、區分化及其所建構的意義體系同其區分化，又反過來促使作為中介的符號體系的不斷區分化。透過作為中介的符號體系的不斷區分化，不但使隱含於意義結構及其區分化中的思想觀念，得以繼續不斷地自我更新和自我區分化，而且，也使人類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向本身不斷區分化、而實現不斷自我超越，最終又使人類生存的生活世界得到持續地更新、並加速其區分化。當符號的意義系統及其變化不再依據固定的參造體系時，符號的轉變也不再服從那些聽看符號的人的理解邏輯，而是完全依據製造符號的符號生產者的意志進行運作。符號生產者可以根本不顧聽看符號者的觀念及其視域而任意地決定符號的意義，並藉此控制和指揮聽看符號者，任意地踐踏聽看符號者的理解性和利益。所以，當代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顯著特點，就是將文化生產中組成意義結構的兩端加以分割，將符號生產者和聽看符號者分割開來、甚至對立起來。
(16)總之，人類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以及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意義結構的更新和區分化，正如法國社會人類學家布迪厄所指出的，是同這一過程中作為中介因素的符號體系的再生產和差異化的共時雙向互動而存在和發展的(Bourdieu, P. 1991; 1993)。這樣一來，如果說，文化的建構和再生產以及居中進行的意義結構的建構和再生產，是人類生命在其生存過程中的本質表現的話，那麼，同樣的，作為文化創造和再生產及其意義結構的再生產之中介因素的符號體系的再生產，也是人類生存活動及其生活世界裡活生生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本質表現。
人類文化再生產同符號區分化的上述密切關係，在經歷資本主義現代文化的歷史階段之後，在後現代社會條件下，由於科技發展和信息溝通能立的空前加強，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再生產活動的中心任務和基本形式，都是同語言和各種人造符號的遊戲運動密切相關。後現代思想家首先從對於傳統語言的結構和形式批判入手，進一步在符號批判、話語解構和符號遊戲中，深入開展對於傳統文化的解構和探索後現代社會文化正當化的符號遊戲程序。後現代主義對於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體系的批判，沒有一個可以脫離對於語言和符號的批判。同樣的，後現代主義對於後現代社會和文化及其正當化程序的探索，也離不開對語言和符號的批判。
(17)在法國現代文學史上，自波德萊、馬拉美和布朗索以後，實際上已經形成一種批判語言和反語言的傳統；而且，這種批判語言的活動也構成為文學創新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那以後，法國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領域以及整個「後現代」文化的發展，都是緊密地同語言批判相聯繫的。由波德萊等人所開創的語言批判，不只是在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中的一種創新活動，而且也是尋求「後現代式」思考和批判的一個重要過程。福柯曾說：「我閱讀尼采是因為巴岱；而我閱讀巴岱則是由於布朗索」(Foucault, M. 1994: IV,437)。所以，波德萊等人對語言的批判遠遠超出文學創新的範圍，不僅為理論上批判整個傳統語言累積了經驗，而且也對後現代文化的重建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18)在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語言批判活動中，始終包括一般性語言批判（哲學形上學批判、語言符號論批判和普通語言學理論批判等）、文學語言批判和藝術論語言批判三大組成部分。這三大部分相互區分又相互影響，不僅推動了語言批判活動本身，而且也推動整個文化的發展。
作者：高宣揚
文章來源：作者惠賜
瀏覽：278 次
當代法國符號論的發展
（在黑龍江大學的演講稿）
（2006,01,03）
(1)西方社會經歷二十世紀的科技化和全球化之後，已經變成為全然不同於古典資本主義或近代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徹底暴露了古典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一切矛盾的嚴重性，而且也提供了修正、改進、推動和進一步發展新社會的可能方向、方法和策略。但社會的發展往往是越出人的預料之外。在當代社會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的科學技術，不但以難以預見的速度和效率，改變著生產與生產關係，改變著社會及自然的物質結構，而且，也以前所未有方式滲透到人的一切生活領域，特別滲透到精神生活和思想活動之中，以致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及思想創造活動的前景。
(2)當代法國哲學，面對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及其在當代文化中的關鍵地位，特別重視及時地總結科學技術的成果，並在理論上概括出哲學的結論。法國精神與政治科學科學院(L』Acade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席兼法國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孟德波利亞(Thierry de Montbrial)，在他致法國哲學會所作的學術報告中，特別強調二十一世紀的信息學(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認為，不能把當代信息學單純地當作是一種科學或技術，而是一種遠比文字本身更複雜得多、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義(Montbrial, Thierry de, 2001)。孟德波利亞說，信息不像語言文字那樣，只是局限於線性表達方式，同樣也不是單靠時間與空間的架構而存在和發生運作。因此，信息學的出現，意味著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一種『超文字』(hypere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語音和圖像的雙重關係，另一方面又借助於技術所提供的聯結方式，可以在各種文本所構成的『超文本』(hypertexte)之間進行穿梭和遊行表演(Ibid. : 1)。正因為這樣，信息的氾濫和傳播，就好像以往人類歷史上文字的出現那樣，深刻地影響了文化、思想及社會組織。嚴格地說，信息的出現及傳播，歸根結底，關係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運，並由此深刻地改變了哲學本身的性質及表達方式（參看Thierry de Montbrial, L』Informatique et la pensee. In Bulletin de la societe francaise de philosophie, 95 annee, No.2, Avril-Juin 2001, Paris）。
(3)現代科學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進一步將人類文化納入由符號、數碼、象徵及信號所組成的人造世界中去。人類社會遇到了從未有過的『虛擬世界』，它不但不是實際世界的簡單複製和模仿，而且，還在規模、質量、內容、形式和運作方式以及實際效果方面，遠遠超出舊有的世界。
在當代科技的推動和改造下，社會文化體系的一個根本性轉折，就是符號和數碼的普遍化。一切都成為符號；不只是原來的語言，就連社會制度、社會關係，甚至是人本身和人的性別，也成為了符號系統的一部分，成為當代符號運作過程的一個附屬品。當代社會的符碼化、數碼化、符號化和象徵化，在經歷握有實權的人群的改造和控制之後，又被定向地運用於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加速了商業的數碼化或數碼的商業化的進程，導致文化以及思想創造活動本身的商業化和數碼化。這一切，使當代法國哲學家們越來越關切符號和數碼的社會文化運用及其哲學意義。
(4)當代法國哲學家並不打算像預言家那樣預測未來。他們相信柏格森所說的話：任何預測，歸根結底，只能是限制在經歷過的實踐經驗的範圍內。所以，任何預測，只能是立足於人們類似於過去的想法。但是，根據過去幾十年的社會發展經驗和教訓，哲學家們把重點放在兩方面：（一）符號、數碼及象徵化的未來趨勢方面；（二）科學技術的不可預測性本身。
哲學家吉爾博特‧霍達在他的《論信號的未來》的論文中，重點指出了現代信號不同於傳統信號的特徵。他提醒大家不要繼續以對『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對立關係模式對待現代信號的運作(Gilbert Hottois, L』avenir du signe)。與吉爾博特‧霍達一樣，越來越多的法國哲學家注意到信號、象徵的新型特徵。
米歇‧巴蒂在他的論現代科學技術的論文中，一方面強調科學的無可預測性，但又指出這種無可預測性的積極意義(Michel Paty, Science et philosophie: la nuveaute et sa reference)。
(5)縱觀當代法國哲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沒有一位思想家，不深入地探討語言、符號、象徵與數碼的問題。羅蘭‧巴特、列維‧施特勞斯、福柯、德裡達、利歐塔、布迪厄、波德裡亞以及其它新起的年輕一代哲學家，都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研究語言、符號和象徵的問題。而且，他們之研究語言、符號、數碼及象徵，雖然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從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哲學對語言的研究成果，雖然與當時發生的所謂『語言學的轉折』相關，但這是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新時代裡的重大事件，不論其理論形式，還是其研究方向，都與所謂『語言學的轉折』的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6)當代法國哲學家所研究的語言、象徵、符號和數碼，都緊密地與社會和文化生活相關。也就是說，他們研究語言和象徵，都遠遠地超出了語言和象徵本身，並不是把語言和象徵單純地看成為語言和象徵本身的問題，也不是單純從它們的符號關係來進行探討。當代法國哲學家超越了傳統哲學、語言學和分析哲學的語言研究成果。他們從語言的研究，過渡到非語言、前語言、超語言和一般符號以及象徵的研究，過渡到對於符號的超哲學的多學科的研究。他們所探討的，使當代社會文化中活生生的符號、文字、思想、行動、社會、文化的相互關係。他們把這些符號和語言，當成有自身生命力的文化生產過程，當成一種緊密與我們的精神生命相關的過程。
(7)人類社會不同於自然的地方，就在於人類所創造的文化，貫穿著社會生活的一切過程，也改變著社會的一切方面。長期以來，在人類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中，文化始終不斷地實現雙向差異化，即一方面，文化自身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創造生命體，不斷地依據其內部的自律運作機制而進行自我差異化，另一方面，文化又隨著其外在事物及其與周在世界的相互關係的變動而被差異化。正是在文化的這種雙向差異化過程中，構成文化的符號系統，作為一個不可缺少的中介性因素，自律地按照符號系統自身的運作規律而參與到整個文化的生命運動中去，並對文化的更新和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符號為中介所進行的人類文化生產和再生產活動，極其典型地呈現出「『符號』這個象徵性因素同人的思想創造性、同現實因素的相互關係網」在人類社會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意義。
(8)拉康總結了社會人文科學的一切最新研究成果，在五○年代敏銳地指出：人的現實性、象徵性和想像力三重結構（即前述RSI三重結構化的元素），乃是構成社會和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三大基本動力；而其中任何兩個因素之間，又各自成雙地層層相互紐結，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文化(Lacan, J. 1977)。拉康的研究方向及其成果，深刻地影響了此後法國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後現代主義者的思路。
拉康的後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學對於語言和象徵的研究，在以下幾個重要方面深刻地影響後來法國哲學思想的發展。第一，拉康首次打破了索緒爾語言學關於語言結構的論述界限，強調語言和象徵的雙重符號具有不斷再雙重化的功能，使語言和象徵的雙重結構獲得了自己的生命，並在社會文化的整體生命活動中獲得再生產和更新的無限可能性。第二，拉康將語言和象徵的雙重結構同社會文化現實的雙重結構交叉起來，使原有缺乏生命的語言和象徵系統從社會文化現實的生命總體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也使社會和文化研究找到詮釋社會文化現象不斷再生產的基本線索，為深刻說明社會文化現象的自我複雜化和人為複雜化找到一個總根源。第三，拉康在人的想像力領域中找到語言和象徵雙重化結構不斷複雜化的精神動力，同時也找到以象徵為中介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不斷複雜化的人性源泉。第四，拉康在重建傳統主體概念的時候，進一步發覺建構主體及其各種複雜關係的本能慾望基礎，使主體超出理性原則、並在較為自然的人性發展道路上自由展開，為後現代主義建構各種各樣反理性的主體歷史本體論奠定基礎。第五，拉康對於各種語言論述的分析，打開了從語言形式結構到社會文化生命運動的新思路，同時也在各種非標準化的語言論述「病例」中，發現語言論述的社會運作權力脈絡。我們將在羅蘭‧巴特的符號論、布迪厄的象徵論社會人類學以及波德裡亞等人的各種新型的和多元的象徵論社會人類學中，看到拉康的影子。
(9)拉康之後，當代法國哲學家實際上一直關切語言、符號及象徵的運作及社會文化意義。結構主義在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具有決定性意義。在結構主義之後，羅蘭‧巴特、福柯、德裡達等人，都在他們的哲學研究中，重視符號和語言的問題，特別是他們的社會文化運用的哲學意義。這一切，也奠定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法國哲學進行符號、象徵研究的堅實基礎。
羅蘭‧巴特等人的符號哲學，顯然已經遠遠超出李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他們對於各種意義的解釋，不再採納李維‧施特勞斯關於聲音與意義的雙重結構的觀念，而是更多地發展了拉康等人所提出的三對各自相互雙重紐結的「巴羅美扭結」(noeud barromeen)的重要觀念，邁向將「結構」與「解構」相互結合的更靈活的思路。羅蘭‧巴特等人的這種超越結構主義的後結構主義觀點，為法國後現代主義理論創造提供了新的啟示，使他們不再像李維‧施特勞斯那樣，僅限於傳統的文化形式中去詮釋傳統文化，更不像李維‧施特勞斯那樣，只滿足於分析文化的結構和詮釋文化的意義，而是以高度自由的創造態度不斷批判傳統文化，尋求衝破傳統文化和創建新文化的多種可能性。
(10)後現代的法國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從此也不再局限於對語言結構的分析，而是深入揭示語言遊戲的各種話語運作和論證策略的奧秘，同時探索進行自由創造所使用的自由語言遊戲(jeu de langage)的新策略。
(11)由此看來，當代法國哲學的符號哲學，已經看到：第一，人作為文化的創造者，其創造活動雖然是始終離不開主客觀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但是，人可以藉助於各種符號，在人加以想像和詮釋的範圍內，以符號為手段，去建構新的文化，並以此來不斷補充和擴大人類原有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人在實際上就是一種創造和使用符號的動物。換句話說，人的創造固然離不開思想、語言和各種物質因素，但是，在創造過程中，人始終都是離不開符號，人始終都要把他內在的和外在的因素比做符號，然後再賦予一定的意義。因此，如果說，人的創造無非就是不斷的創造和擴大意義體系的話，那麼這些意義體系就一刻也離不開符號體系。所以，人的精神生命是以符號作為中介而同一切其它因素相關連。
第二，在有文化生活的人的面前，一切事物不但都可以是符號(signe)，而且也隨時都可以成為不同的符號，成為人所想像或建構的不同符號體系中的構成因素。例如，在人的面前所出現的山和樹木。當人從物理學的學科的符號體系去理解的時候，山和樹木就變成了物理學研究對象的相對靜止的物體。在這種情況下，山和樹被納入到物理學符號系統中，同物理學系統中其它的符號保持特定的關係。但是，當人們進行文學藝術創作的時候，他們面前的山和樹木，卻變成了文學作品中文字符號體系的構成因素，隸屬於文學作品文本的結構的一部份，也賦有有文本整體意義所決定的特殊意義。例如，當作家是把山和樹木當作某一對特定的情人進行互愛活動的場所標誌的時候，山和樹木就同這對情人的愛情故事構成了不可分割的符號系統。總之，在人的周圍和在人的面前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變成為這樣或那樣的符號，而這一切又決定於人的創造活動和意義建構的方向和脈絡。
第三，一切符號都可能具有社會的性質。由於人的社會生活以及人的社會行動的性質，一切被人使用的符號，都具有社會意義，也勢必同各種社會現象相交叉和相互滲透，特別是同社會中的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運作相結合。
第四，一切符號一旦形成為體系，便有可能產生獨立於人的自律。各個人為的符號系統之所以有可能獲得自律而運作，是因為一方面符號一旦系統化，系統內各符號之間的關連就基本上確定下來，而且系統內各符號之間的關係還決定了各符號本身的意涵及其運作規律；另一方面還因為被系統化的符號各因素會自然地同符號以外的社會因素相關連，而且這種關連在很大程度上受符號系統內各因素間的關係所決定，也受到符號所在的周圍特定的客觀社會關係和社會力量的影響。所有這方面的關連及其運作，都是當初從事人為創造的作者本身所無法控制的，也是無法預見的。
第五，一切文本，作為某種符號系統，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人面前，可以成為多意義結構的文本。因此，一切文本都是「多義的」或「多詮釋的」(polysemic)(Barthes, R. 1977: 15-51)。文本只是在原作者那裡才有某種程度的「一義性」。但文本一旦被創造，一旦被發表，就脫離開原作者的控制，就像脫了韁的野馬那樣，在不同讀者的文化脈絡中，湧入不同讀者的思路而轉化成多種可能的意義(Fiske, J. 1989)。
第六，一切符號同其意義的關係並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一定採取二元對立的模式，更不一定只是所謂的『能指』與『所指』的二元對立關係。當代法國哲學家通過對於現代符號的研究，看到了能指與所指的關係的人為性及其可變性。他們指出了能指與所指關係的結構可能性以及它們相互獨立以及各自發展的條件。拉康和羅蘭‧巴特首先發現了能指脫離所指的可能性及其實際變化邏輯，闡明瞭能指獨立進行再生產以及所指轉變成為能指的可能性。在他們之後，一大批法國哲學家進一步揭示了能指與所指相互脫離以及它們各自自我再生產的多樣運作邏輯。
(12)當代法國哲學的符號論，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在六、七○年代的「符號論的轉折」(le tournant semiologique; the Semiological Turn)奠定了基礎，它同當時發生的「語言學的轉折」(le tournant linguistique; The Linguistic Turn)和「詮釋學的轉折」(le tournant hermeneutique; The Hermeneutic Turn)一樣，對於社會人文科學的革命性變化，都具有重要歷史意義，而且也給予此後的後現代主義提供了最深刻的啟示。第一，一切傳統文化，特別是當代社會由資產階級所操縱和宰制的最新文化，歸根結底，都是具有神秘化性質、並因而具有「去意識形態化」性質的符號遊戲的產物。必須以具有同時神秘化和去神秘化的雙重性質的嶄新符號遊戲，也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去揭露當代社會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階級壟斷性質和權力操作程序。第二，只有在符號神話學和符號遊戲策略中，才能探索一切最新文化創造的可能性。由符號論和神話學相結合的最新符號遊戲策略，將開拓未來文化生產過程中的自由創造的新前景，也為文化創造中將可能性同現實性的結合開闢無窮的視野。
(13)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e)的形成和發展，始終都是同符號和語言的批判有密切關係；後現代主義在批判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始終都將符號批判和話語解構當成其中心任務。這是因為：一方面整個西方文化都是以語音中心主義作為基本指導原則，這種語言中心主義的文化建構基本原則，到了晚期資本主義階段，更加與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文化複製技巧緊密結合在一起，使各種人為的符號和信號的運作越來越佔據優先地位；另一方面，後現代文化本身，也是在符號批判、話語解構和擬像遊戲中，直接或間接地完成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及其本身的重建。
(14)在文化高度發展的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生產和再生產活動已成為社會生活的最主要構成部分。孕育著後現代性的現代性文化，早在其自身的不斷再生產過程中，就已經感受到原有傳統語言和符號結構對現代性文化發展的約束和限定，以致使現代性發展的進程本身，日益呈現出文化更新同原有符號結構及其運作邏輯的矛盾。所以，在現代性文化的發展後期，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現代性文化中就已經著手展開對於語言和傳統符號結構及其運作邏輯的反叛和批判，這就為後現代主義所從事的反語言和反文化的解構活動作了準備，也為後現代進行符號和擬像遊戲活動掃清了道路。而且，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經歷了漫長曲折的言語符號批判以後，特別是經歷了現代性自身的自我分化和自我生產的無限膨脹之後，更包含著複雜的符號結構密碼系統及其特殊譯碼策略。在某種意義上說，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基本上就是各種符號的不斷重構和解構活動。後現代主義在批判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實際上就是透過對晚期資本主義文化的符號遊戲的解構、而達到不斷重建後現代文化的目的。所以，對於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研究，實際上就是探究後現代文化的特殊密碼結構、邏輯及其譯碼策略。
(15)當代越來越多的人造符號體系的生產、再生產及其運作，卻根本不需要或不考慮固定的參照體系，只靠符號體系本身的變化，只靠純粹符號的形式變化，就可以製造和指涉某些意義關係。而且，符號所指涉的意義越是多變，符號被人們接收的可能性就越廣、越大。符號同其參照體系的關係，已經不需要透過「協議」或「共識」的程序來確定。
以符號作為手段和形式，表達、溝通、協調和理解意義結構的過程，就是意義結構的中介化過程和不斷區分化的過程。嚴格地說，意義結構的產生和再生產，也就是意義結構的不斷區分化的過程。而意義結構的不斷區分化過程，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成為人的思想觀念的符號中介化過程，從而實現了符號化的思想觀念自身的區分化過程。總之，人在生存中，不斷地實現其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向的超越化過程，就是人的精神生命不斷地透過其自身所分化出來的思想觀念及其區分化，來建構起不斷區分化的意義體系，也就是建構起不同的文化體系。然而，人的思想觀念的產生、區分化及其所建構的意義體系同其區分化，又反過來促使作為中介的符號體系的不斷區分化。透過作為中介的符號體系的不斷區分化，不但使隱含於意義結構及其區分化中的思想觀念，得以繼續不斷地自我更新和自我區分化，而且，也使人類生存能力和生存意向本身不斷區分化、而實現不斷自我超越，最終又使人類生存的生活世界得到持續地更新、並加速其區分化。當符號的意義系統及其變化不再依據固定的參造體系時，符號的轉變也不再服從那些聽看符號的人的理解邏輯，而是完全依據製造符號的符號生產者的意志進行運作。符號生產者可以根本不顧聽看符號者的觀念及其視域而任意地決定符號的意義，並藉此控制和指揮聽看符號者，任意地踐踏聽看符號者的理解性和利益。所以，當代文化生產和再生產的顯著特點，就是將文化生產中組成意義結構的兩端加以分割，將符號生產者和聽看符號者分割開來、甚至對立起來。
(16)總之，人類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以及伴隨著這一過程的意義結構的更新和區分化，正如法國社會人類學家布迪厄所指出的，是同這一過程中作為中介因素的符號體系的再生產和差異化的共時雙向互動而存在和發展的(Bourdieu, P. 1991; 1993)。這樣一來，如果說，文化的建構和再生產以及居中進行的意義結構的建構和再生產，是人類生命在其生存過程中的本質表現的話，那麼，同樣的，作為文化創造和再生產及其意義結構的再生產之中介因素的符號體系的再生產，也是人類生存活動及其生活世界裡活生生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本質表現。
人類文化再生產同符號區分化的上述密切關係，在經歷資本主義現代文化的歷史階段之後，在後現代社會條件下，由於科技發展和信息溝通能立的空前加強，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再生產活動的中心任務和基本形式，都是同語言和各種人造符號的遊戲運動密切相關。後現代思想家首先從對於傳統語言的結構和形式批判入手，進一步在符號批判、話語解構和符號遊戲中，深入開展對於傳統文化的解構和探索後現代社會文化正當化的符號遊戲程序。後現代主義對於傳統文化和傳統價值體系的批判，沒有一個可以脫離對於語言和符號的批判。同樣的，後現代主義對於後現代社會和文化及其正當化程序的探索，也離不開對語言和符號的批判。
(17)在法國現代文學史上，自波德萊、馬拉美和布朗索以後，實際上已經形成一種批判語言和反語言的傳統；而且，這種批判語言的活動也構成為文學創新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那以後，法國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領域以及整個「後現代」文化的發展，都是緊密地同語言批判相聯繫的。由波德萊等人所開創的語言批判，不只是在文學、特別是詩歌創作中的一種創新活動，而且也是尋求「後現代式」思考和批判的一個重要過程。福柯曾說：「我閱讀尼采是因為巴岱；而我閱讀巴岱則是由於布朗索」(Foucault, M. 1994: IV,437)。所以，波德萊等人對語言的批判遠遠超出文學創新的範圍，不僅為理論上批判整個傳統語言累積了經驗，而且也對後現代文化的重建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18)在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語言批判活動中，始終包括一般性語言批判（哲學形上學批判、語言符號論批判和普通語言學理論批判等）、文學語言批判和藝術論語言批判三大組成部分。這三大部分相互區分又相互影響，不僅推動了語言批判活動本身，而且也推動整個文化的發展。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