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宋詩的「議論」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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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宋詩的「議論」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不詳 點擊數：416 更新時間：2005-4-25
「議論」，向來被看作宋詩的嚴重缺點。就「議論」方式來說是「以文為詩」，就「議論」內容來說是「言理」。其所以如此，當然和宋代盛行理學、禪學有密切關係。這方面，不少評論宋詩的文章已經作了分析。但問題並不這麼簡單。
認識宋詩的「議論」，決不能忽視當時政治文化的現實因素與詩歌發展的歷史因素。
宋代社會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較長時期、較大程度的緩和，朝廷內部亦因之存在著交相起伏的派別鬥爭。而宋代文人又多數出身中下層，對社會現實頗為重視，對國計民生頗為關切，往往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這就使得宋代文學，主要是散文、詩歌，包括部分詞，往往具有政治色彩。同時，由於各地書院的建立，講學的盛行，印刷的發達，書籍的流通，宋代文人學識都比較淵博，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因而散文、詩歌，包括部分詞，除了被用來論時議政，也被用來表達學術見解，闡述對事物的認識。宋代不少散文家、詩人、詞人，同時是政治家，或思想家、史學家、經學家甚至軍事家，這在別的朝代似乎並不多見。因此，宋代詩歌從歐陽修評價友人詩歌風格的《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到黃庭堅敘議前朝歷史事件的《書磨崖碑後》，從蘇舜欽指摘時弊的《感興》到陸游述陳民病的《書歎》，從梅堯臣勉勵後輩勤政愛民的《送王介甫知毗陵》到劉克莊讚美師長仗義執言的《送真舍人帥江西》（其一），從王安石要求抑制豪強的《兼併》到文天祥表現堅貞氣節的《正氣歌》，從蘇軾論書法剛柔相濟的《和子由論書》到楊萬里談創作關係生活的《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其二），或滔滔雄辯，或娓娓敘說，或慷慨陳詞，或精細剖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議論」傾向。同是詠唐明皇、楊貴妃故事，唐人詩裡是「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李商隱《馬嵬》），宋人詩裡則是「當時更有軍中死，自是君王不動心」（李覯《讀長恨辭》）；同是詠清溪流水，唐人詩裡是「隨水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裡」（王維《青溪》）．宋人詩裡則是「流到前溪無半語，在山做得許多聲」（楊萬里《宿靈鷲禪寺》）；同是詠琴，唐人詩裡是「置琴曲機上，慵坐但含情，何須故揮弄，風弦自有聲」（白居易《琴》），宋人詩裡則是「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蘇軾《琴詩》）似乎宋人總要借詩明確表示政治觀點、諷諭意圖或理論主張。以至如陶弼的《兵器》，簡直就是整軍意見書，如徐積的《大河上天章公顏學敦》，簡直就是治理黃河的條陳。詩人這麼寫詩，似乎出於這樣一種認識：詩歌就是要對社會政治發表看法的，就是要作理論探討、反映思想見解的，並且無妨直截了當地陳說。
我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單就五七言詩而論，經歷了魏晉六朝、唐、宋三個階段。魏晉六朝在古體基礎上開始創建格律，至唐代格律完備形成而出現今體，詩歌創作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宋人在唐詩的輝煌成就面前，既有所繼承，又努力另闢蹊徑，呈現出新的面貌。中唐韓愈開始「以文為詩」，至宋代而在「以議論為詩」中使詩歌更傾向於散文化。這種文學史上的現象很值得認真研究。《詩經》那種四言的板重形式，因先秦散文蓬勃發展的影響，而演化出詩句加長、富有變化的騷體。鴉片戰爭以後適應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政治需要，散文領域出現了梁啟超那種「新民體」，以及裘廷梁等人對白話文的提倡，詩歌領域也相應出現了「我手寫我口」的「新派詩」；而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時候，獨霸詩壇的就是破除五七言格律的自由體新詩。宋代怎樣呢？由於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市民階層的進一步壯大，社會矛盾鬥爭的日益複雜化，宋代成為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階段。市民通俗文學從此長足地發展，而一向佔居主流的正統文學則從此趨於衰微。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詩歌是不可能不發生變化的。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使散文掙脫了駢體的禁錮。宋人在這個基礎上，更使散文沿著文從字順、平易舒暢的方向發展。散文的這種發展，影響到詩歌，於是李白的奔放豪縱、白居易的淺俗暢達、韓愈的排奡（ａo。排奡，矯健）遒勁，都被宋人吸取過來，加以綜合運用，使詩歌在內容、形式、語言、手法各個方面都有所突破，形成以「議論」為特徵的詩文合流趨勢。甚至影響到詞，辛棄疾「以文為詞」，經史子集拉雜應用，俚語瘦語驅使筆端。假使不是蘇軾之後，江西詩派走偏了方向，辛棄疾之後，格律詞派走上回頭路，宋代未必不會產生出新詩體來的。我們認識宋詩的「議論」，除了結合宋代政治文化的現實因素，看到宋代文學包括詩歌的政治色彩、理論色彩之外，還要結合詩歌體制本身發展的歷史因素，看到宋代詩人的解放精神、創造精神。
那麼，「議論」帶給宋詩有什麼值得肯定的特色呢？我們仍然從「以文為詩」與「言理」這兩個方面去認識。
「以文為詩」，在詩中發議論，並不始於宋代。清初葉燮已指出李白、杜甫詩中就有「似文之句」和「議論」，並認為《詩經》二「雅」裡的「議論」「正自不少」（《原詩》外篇下）。可見散文式的議論既非宋詩獨有，又非全無可取。當然，只有宋詩才形成了散文化、議論化的傾向，而且確有缺點，但要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
「以文為詩」，發表議論，首先是採用散文句式，這會一定程度地損害詩歌的聲律美。但是也不盡然，不應該把詩與文截然劃分。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並不因為整首幾乎都是虛字虛詞，出以議論，而影響其為千古絕唱。李白的《蜀道難》開頭就是：「噫，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中間又是：「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並不因為這種散文句式而影響其為膾炙人口的佳篇。決定文學作品價值的關鍵，在於思想感情以及這種思想感情的表達是否選取了最為恰當完美的語言形式。為了表達的需要，散文與詩歌之間都可以互相吸取。許多優秀散文，不是一樣抑揚頓挫、充滿詩情畫意麼？許多優秀詩歌，不是一樣舒捲自如、具有縱橫開合的氣勢麼？宋人力求打破詩文界域，其好處在擴大了詩歌的容量，使之適應於自由揮寫，並顯示出一種跌宕夭矯的拗勁。如歐陽修的《菱溪大石》、《紫石屏歌》等詩，蘇軾的《石鼓歌》、《石蒼舒醉墨堂》等詩，都是如此。歐陽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起首即說：「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再和明妃曲》中間也說：「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批評家們會譏為散文句式、議論，但它們確乎是代表宋人特色的好詩。蘇軾《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其一）起首即說：「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王維吳道子畫》結尾也說：「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批評家們同樣會譏為散文句式、議論，但它們同樣確乎是代表宋人特色的好詩。當然，為了使詩歌包羅萬象，無所不有，時或不免意境凡近，內容淺薄，詞語平庸，如歐陽修的《留題南樓二絕》（其一）：「偷得青州一日閒，四時終日屬孱顏。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梅堯臣的《諭鷗》：「翩翩沙上鷗，安用避漁舟。漁人在魚利，何異爾所求。」這樣表現出的散文化、議論化就無甚可取，雖然病根並不在散文化、議論化本身。
「以文為詩」，發表議論，其次是採用直說方式，這會一定程度地損害詩歌的韻味。但是也不盡然，不應該把詩歌的表現手法單一化。峰迴路轉、曲徑通幽與飛流直下、一瀉千里，都可以各臻其妙，哪能只取委婉含蓄？《詩經》被儒家奉為「怨而不怒」的樣板，而其中如「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巷伯》）卻並不「溫柔敦厚」。杜甫《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等詩，又何嘗不是「一滾說盡」？無論深藏、淺露，同樣以恰當完美地表達思想感情為準。唐代金昌緒《春怨》詩說：「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詩中由春天的鳥鳴，寫出妻子對遠征丈夫的懷念，四句四層轉折，含而不露，確乎是韻味雋永。歐陽修的《畫眉鳥》詩與之相類，由春天的鳥鳴，寫出對自由生活的嚮往：「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不過，作為宋詩，歐陽修是在二句描寫之後接著二句議論，內心感受與思想認識同時寫出。但這種直說，用「金籠」與「林間」作了形象對比，以突出追求「自在」的主題，仍然具有雋永的韻味。唐代王之渙《登鸛雀樓》詩寫登臨所見，西望依山落日，東望入海黃河，境界深遠，氣象開闊，而推想「更上一層樓」之極目千里，則虛筆帶過，留與讀者去品味、領略。王安石的《登飛來峰》詩與之相類，也寫登高望遠：「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作為宋詩，王安石同樣在二句描寫之後接著二句議論，提出居高臨下、排除阻礙的正面見解，反映了他的政治家風度，較之王之渙詩的單純描寫高瞻遠矚，卻是翻進一層。而這種見解的明確提出，還是結合著登高的描寫，以「浮雲」、「望眼」為喻，同樣具有雋永的韻味。本來，深藏與淺露是對立的統一，無論在文在詩都是如此。劉勰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文心雕龍·隱秀》）就是把「隱」「秀」二者聯繫在一起認識的。一般地說，深藏方式多用比興寄托手法，淺露方式多用敷陳直言的賦的手法，而賦比興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割的。鐘嶸在《詩品·序》中曾指出專用比興與專用賦體的流弊，主張「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前面舉到的歐陽修、王安石的詩就是賦兼比興，「酌而用之」的，不可以強用委婉含蓄的統一規格去要求它們。
再從「言理」方面來說，也要打破文言理、詩言情這種互不相涉的機械性劃分，推倒唐詩言情、宋詩言理這種抑此揚彼的絕對化的評論。
無論詩、文，情與理都不能割裂。有一種看法認為，似乎言情就是形象思維，詩裡用的；言理就是邏輯思維，文裡用的。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文體性能、特徵，這裡且不談論，只說形象思維。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本來是相輔相成，而不是彼此排斥的。形象思維固然與科學的以概念、判斷、推理的方式去反映客觀事物的邏輯思維有所不同，它依據現實生活現象進行藝術概括、虛構，創造出具有認識意義、審美價值的具體感人的生動形象；然而作為文學家、藝術家對客觀事物的主觀認識，就不可能沒有理念活動，否則怎麼去說明題材的選擇、主題的提煉呢？既然是一種認識，那當然就符合於一般的認識規律，有著從感性階段到理性階段的完整過程。過去批評家所說的唐詩的情，是把理給抽掉了，彷彿唐人創作只憑一瞬間的朦朧的印象與浮表的感受；所說的宋詩的理，是把情給抽掉了，彷彿宋人創作只憑冥思苦索的邏輯推理與抽像論證。這是一種誤解，至少是一種片面性認識。唐詩且不談論，這裡試看兩首宋詩。一首是張俞的《蠶婦》：「昨日入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人。」另一首是梅堯臣的《陶者》：「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兩首詩的共同特點是亦敘亦議，似乎不主「吟詠性情」，也無所謂「淵涵渟滀」。然而，敘入城見遇、業陶勤苦，這是事；議不蠶而著羅綺、不陶而居大廈，這是理；敘、議之中，悲勞者之無獲，憤逸者之徒取，這是情：三者結合，如葉燮所說「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原詩》內篇下），而又對比強烈，形象鮮明，由生活現象觸及社會本質，由客觀鋪寫表現主觀愛憎。能說這樣的詩有理無情，算不得好詩嗎？
當然，僅僅指出情與理不可割裂是不夠的，還要看什麼樣的理。道學家的「性理」、空門的「禪理」，自然很難聯繫得上情，很難產生出好詩。曹豳的《楊柳》詩說：「自從解學宮腰舞，直至飄綿不老成。」它所表現的就是性格迂腐、頭腦冬烘的學究夫子鼓吹的儒家禮教的理。曾鞏的《詠柳》詩不是這樣。曾詩說：「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這不消說是「議論」了，它不像唐人賀知章那首「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的《詠柳》詩意態蘊藉、情致綿密。但它的特色正在於不只讓人品味，而且予人啟發，有情有理；這理又不同於封建禮教的理，是從一般社會生活中概括出小人得志肆虐卻逃不脫歷史懲罰的普遍規律這個理。宋詩中類似曾鞏《詠柳》的是托物寓理，在「詠史」方面則是就事論理。唐人張渭的《讀後漢逸人傳》詩：「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名位苟無心，對君猶可眠。……」只是就事論事，依據傳統說法，讚美嚴子陵鄙棄名利的高風亮節，如此而已。楊萬里《讀嚴子陵傳》詩，卻做翻案文章：「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因為當北宋為金所滅、南宋仍受侵逼之際，忘懷時事，置國家危亡於不顧，就是喪心病狂，就是歷史罪人，所以楊萬里借嚴子陵事，一反舊說，對這種「空有清風」的人提出譴責，表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詩中議論的這個理，當然是很有意義的。因此，不要一見宋詩「言理」就搖頭，而要具體分析一下那到底「言」的是什麼「理」。
但是，詠史詩如王安石的《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表現王安石政治上崇尚法治的主張，內容不錯，理有可取，卻算不得好詩。這是由於它理無情致，言無辭采，質木枯寂，淡乎寡味。所以，在「言」什麼「理」之外，又還有一個怎麼「言」的問題。這個問題，前面談「以文為詩」時，實際已經涉及到了。如果「理」非抽像「玄理」，「言」非質木「枯言」，那麼，發人深省的哲理與耐人尋味的詩意相融合，就構成了所謂「理趣」，這是宋人「言理」的最高境界。前面提到的歐陽修的《畫眉鳥》、曾鞏的《詠柳》、王安石的《登飛來峰》、楊萬里的《讀嚴子陵傳》等詩，都具有這種境界——「理趣」。蘇軾詩中，「理趣」尤多，為人傳誦的《題西林壁》就是宋詩「理趣」的代表作之一。這首詩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詩的開頭總寫廬山「遠近高低」的千姿百態，照說底下應該展開具體描繪，抒發賞心悅目、流連忘返的感情，然而詩人卻是筆鋒一轉，就橫看側看廬山形狀多變這一點發表議論，以遊山觀景喻為人處事。看山的感受，是人們所共有的，梅堯臣《魯山山行》詩說：「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歐陽修《遠山》詩也說：「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都停留在看山的感受本身，不像蘇軾那樣由此提出了一個具有哲理意味的問題。由於人們各自所處的地位不同，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同，因而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就都帶著一定的片面性。要對客觀事物有總體的正確認識，必須超越個人狹小範圍，擺脫一己偏見。詩人由看山悟出此理，並以看山設譬議論開去，理有情致，言有辭采，是對於比興手法的創造運用，絕非簡單的直說。所以感人易、入人深。南宋游九功《絕句》說「住山未必知山好，卻是行人得細看」，看去似與蘇詩相近，其實並無蘇詩的形象性、深刻性，倒是流露出一種頭巾氣。從蘇軾這首詩正可以看出宋人「以文為詩」、「言理」的妙用。宋詩在唐詩之後別開生面，獨樹一幟，是不應籠統地因其「議論」而輕易予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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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宋詩的「議論」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不詳 點擊數：416 更新時間：2005-4-25
「議論」，向來被看作宋詩的嚴重缺點。就「議論」方式來說是「以文為詩」，就「議論」內容來說是「言理」。其所以如此，當然和宋代盛行理學、禪學有密切關係。這方面，不少評論宋詩的文章已經作了分析。但問題並不這麼簡單。
認識宋詩的「議論」，決不能忽視當時政治文化的現實因素與詩歌發展的歷史因素。
宋代社會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較長時期、較大程度的緩和，朝廷內部亦因之存在著交相起伏的派別鬥爭。而宋代文人又多數出身中下層，對社會現實頗為重視，對國計民生頗為關切，往往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這就使得宋代文學，主要是散文、詩歌，包括部分詞，往往具有政治色彩。同時，由於各地書院的建立，講學的盛行，印刷的發達，書籍的流通，宋代文人學識都比較淵博，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因而散文、詩歌，包括部分詞，除了被用來論時議政，也被用來表達學術見解，闡述對事物的認識。宋代不少散文家、詩人、詞人，同時是政治家，或思想家、史學家、經學家甚至軍事家，這在別的朝代似乎並不多見。因此，宋代詩歌從歐陽修評價友人詩歌風格的《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到黃庭堅敘議前朝歷史事件的《書磨崖碑後》，從蘇舜欽指摘時弊的《感興》到陸游述陳民病的《書歎》，從梅堯臣勉勵後輩勤政愛民的《送王介甫知毗陵》到劉克莊讚美師長仗義執言的《送真舍人帥江西》（其一），從王安石要求抑制豪強的《兼併》到文天祥表現堅貞氣節的《正氣歌》，從蘇軾論書法剛柔相濟的《和子由論書》到楊萬里談創作關係生活的《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其二），或滔滔雄辯，或娓娓敘說，或慷慨陳詞，或精細剖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議論」傾向。同是詠唐明皇、楊貴妃故事，唐人詩裡是「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李商隱《馬嵬》），宋人詩裡則是「當時更有軍中死，自是君王不動心」（李覯《讀長恨辭》）；同是詠清溪流水，唐人詩裡是「隨水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裡」（王維《青溪》）．宋人詩裡則是「流到前溪無半語，在山做得許多聲」（楊萬里《宿靈鷲禪寺》）；同是詠琴，唐人詩裡是「置琴曲機上，慵坐但含情，何須故揮弄，風弦自有聲」（白居易《琴》），宋人詩裡則是「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蘇軾《琴詩》）似乎宋人總要借詩明確表示政治觀點、諷諭意圖或理論主張。以至如陶弼的《兵器》，簡直就是整軍意見書，如徐積的《大河上天章公顏學敦》，簡直就是治理黃河的條陳。詩人這麼寫詩，似乎出於這樣一種認識：詩歌就是要對社會政治發表看法的，就是要作理論探討、反映思想見解的，並且無妨直截了當地陳說。
我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單就五七言詩而論，經歷了魏晉六朝、唐、宋三個階段。魏晉六朝在古體基礎上開始創建格律，至唐代格律完備形成而出現今體，詩歌創作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宋人在唐詩的輝煌成就面前，既有所繼承，又努力另闢蹊徑，呈現出新的面貌。中唐韓愈開始「以文為詩」，至宋代而在「以議論為詩」中使詩歌更傾向於散文化。這種文學史上的現象很值得認真研究。《詩經》那種四言的板重形式，因先秦散文蓬勃發展的影響，而演化出詩句加長、富有變化的騷體。鴉片戰爭以後適應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政治需要，散文領域出現了梁啟超那種「新民體」，以及裘廷梁等人對白話文的提倡，詩歌領域也相應出現了「我手寫我口」的「新派詩」；而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時候，獨霸詩壇的就是破除五七言格律的自由體新詩。宋代怎樣呢？由於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市民階層的進一步壯大，社會矛盾鬥爭的日益複雜化，宋代成為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階段。市民通俗文學從此長足地發展，而一向佔居主流的正統文學則從此趨於衰微。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詩歌是不可能不發生變化的。韓愈「文起八代之衰」，使散文掙脫了駢體的禁錮。宋人在這個基礎上，更使散文沿著文從字順、平易舒暢的方向發展。散文的這種發展，影響到詩歌，於是李白的奔放豪縱、白居易的淺俗暢達、韓愈的排奡（ａo。排奡，矯健）遒勁，都被宋人吸取過來，加以綜合運用，使詩歌在內容、形式、語言、手法各個方面都有所突破，形成以「議論」為特徵的詩文合流趨勢。甚至影響到詞，辛棄疾「以文為詞」，經史子集拉雜應用，俚語瘦語驅使筆端。假使不是蘇軾之後，江西詩派走偏了方向，辛棄疾之後，格律詞派走上回頭路，宋代未必不會產生出新詩體來的。我們認識宋詩的「議論」，除了結合宋代政治文化的現實因素，看到宋代文學包括詩歌的政治色彩、理論色彩之外，還要結合詩歌體制本身發展的歷史因素，看到宋代詩人的解放精神、創造精神。
那麼，「議論」帶給宋詩有什麼值得肯定的特色呢？我們仍然從「以文為詩」與「言理」這兩個方面去認識。
「以文為詩」，在詩中發議論，並不始於宋代。清初葉燮已指出李白、杜甫詩中就有「似文之句」和「議論」，並認為《詩經》二「雅」裡的「議論」「正自不少」（《原詩》外篇下）。可見散文式的議論既非宋詩獨有，又非全無可取。當然，只有宋詩才形成了散文化、議論化的傾向，而且確有缺點，但要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
「以文為詩」，發表議論，首先是採用散文句式，這會一定程度地損害詩歌的聲律美。但是也不盡然，不應該把詩與文截然劃分。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並不因為整首幾乎都是虛字虛詞，出以議論，而影響其為千古絕唱。李白的《蜀道難》開頭就是：「噫，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中間又是：「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並不因為這種散文句式而影響其為膾炙人口的佳篇。決定文學作品價值的關鍵，在於思想感情以及這種思想感情的表達是否選取了最為恰當完美的語言形式。為了表達的需要，散文與詩歌之間都可以互相吸取。許多優秀散文，不是一樣抑揚頓挫、充滿詩情畫意麼？許多優秀詩歌，不是一樣舒捲自如、具有縱橫開合的氣勢麼？宋人力求打破詩文界域，其好處在擴大了詩歌的容量，使之適應於自由揮寫，並顯示出一種跌宕夭矯的拗勁。如歐陽修的《菱溪大石》、《紫石屏歌》等詩，蘇軾的《石鼓歌》、《石蒼舒醉墨堂》等詩，都是如此。歐陽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起首即說：「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再和明妃曲》中間也說：「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批評家們會譏為散文句式、議論，但它們確乎是代表宋人特色的好詩。蘇軾《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其一）起首即說：「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王維吳道子畫》結尾也說：「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批評家們同樣會譏為散文句式、議論，但它們同樣確乎是代表宋人特色的好詩。當然，為了使詩歌包羅萬象，無所不有，時或不免意境凡近，內容淺薄，詞語平庸，如歐陽修的《留題南樓二絕》（其一）：「偷得青州一日閒，四時終日屬孱顏。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梅堯臣的《諭鷗》：「翩翩沙上鷗，安用避漁舟。漁人在魚利，何異爾所求。」這樣表現出的散文化、議論化就無甚可取，雖然病根並不在散文化、議論化本身。
「以文為詩」，發表議論，其次是採用直說方式，這會一定程度地損害詩歌的韻味。但是也不盡然，不應該把詩歌的表現手法單一化。峰迴路轉、曲徑通幽與飛流直下、一瀉千里，都可以各臻其妙，哪能只取委婉含蓄？《詩經》被儒家奉為「怨而不怒」的樣板，而其中如「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巷伯》）卻並不「溫柔敦厚」。杜甫《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等詩，又何嘗不是「一滾說盡」？無論深藏、淺露，同樣以恰當完美地表達思想感情為準。唐代金昌緒《春怨》詩說：「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詩中由春天的鳥鳴，寫出妻子對遠征丈夫的懷念，四句四層轉折，含而不露，確乎是韻味雋永。歐陽修的《畫眉鳥》詩與之相類，由春天的鳥鳴，寫出對自由生活的嚮往：「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不過，作為宋詩，歐陽修是在二句描寫之後接著二句議論，內心感受與思想認識同時寫出。但這種直說，用「金籠」與「林間」作了形象對比，以突出追求「自在」的主題，仍然具有雋永的韻味。唐代王之渙《登鸛雀樓》詩寫登臨所見，西望依山落日，東望入海黃河，境界深遠，氣象開闊，而推想「更上一層樓」之極目千里，則虛筆帶過，留與讀者去品味、領略。王安石的《登飛來峰》詩與之相類，也寫登高望遠：「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作為宋詩，王安石同樣在二句描寫之後接著二句議論，提出居高臨下、排除阻礙的正面見解，反映了他的政治家風度，較之王之渙詩的單純描寫高瞻遠矚，卻是翻進一層。而這種見解的明確提出，還是結合著登高的描寫，以「浮雲」、「望眼」為喻，同樣具有雋永的韻味。本來，深藏與淺露是對立的統一，無論在文在詩都是如此。劉勰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文心雕龍·隱秀》）就是把「隱」「秀」二者聯繫在一起認識的。一般地說，深藏方式多用比興寄托手法，淺露方式多用敷陳直言的賦的手法，而賦比興三者是不能截然分割的。鐘嶸在《詩品·序》中曾指出專用比興與專用賦體的流弊，主張「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前面舉到的歐陽修、王安石的詩就是賦兼比興，「酌而用之」的，不可以強用委婉含蓄的統一規格去要求它們。
再從「言理」方面來說，也要打破文言理、詩言情這種互不相涉的機械性劃分，推倒唐詩言情、宋詩言理這種抑此揚彼的絕對化的評論。
無論詩、文，情與理都不能割裂。有一種看法認為，似乎言情就是形象思維，詩裡用的；言理就是邏輯思維，文裡用的。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文體性能、特徵，這裡且不談論，只說形象思維。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本來是相輔相成，而不是彼此排斥的。形象思維固然與科學的以概念、判斷、推理的方式去反映客觀事物的邏輯思維有所不同，它依據現實生活現象進行藝術概括、虛構，創造出具有認識意義、審美價值的具體感人的生動形象；然而作為文學家、藝術家對客觀事物的主觀認識，就不可能沒有理念活動，否則怎麼去說明題材的選擇、主題的提煉呢？既然是一種認識，那當然就符合於一般的認識規律，有著從感性階段到理性階段的完整過程。過去批評家所說的唐詩的情，是把理給抽掉了，彷彿唐人創作只憑一瞬間的朦朧的印象與浮表的感受；所說的宋詩的理，是把情給抽掉了，彷彿宋人創作只憑冥思苦索的邏輯推理與抽像論證。這是一種誤解，至少是一種片面性認識。唐詩且不談論，這裡試看兩首宋詩。一首是張俞的《蠶婦》：「昨日入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人。」另一首是梅堯臣的《陶者》：「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兩首詩的共同特點是亦敘亦議，似乎不主「吟詠性情」，也無所謂「淵涵渟滀」。然而，敘入城見遇、業陶勤苦，這是事；議不蠶而著羅綺、不陶而居大廈，這是理；敘、議之中，悲勞者之無獲，憤逸者之徒取，這是情：三者結合，如葉燮所說「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原詩》內篇下），而又對比強烈，形象鮮明，由生活現象觸及社會本質，由客觀鋪寫表現主觀愛憎。能說這樣的詩有理無情，算不得好詩嗎？
當然，僅僅指出情與理不可割裂是不夠的，還要看什麼樣的理。道學家的「性理」、空門的「禪理」，自然很難聯繫得上情，很難產生出好詩。曹豳的《楊柳》詩說：「自從解學宮腰舞，直至飄綿不老成。」它所表現的就是性格迂腐、頭腦冬烘的學究夫子鼓吹的儒家禮教的理。曾鞏的《詠柳》詩不是這樣。曾詩說：「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這不消說是「議論」了，它不像唐人賀知章那首「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的《詠柳》詩意態蘊藉、情致綿密。但它的特色正在於不只讓人品味，而且予人啟發，有情有理；這理又不同於封建禮教的理，是從一般社會生活中概括出小人得志肆虐卻逃不脫歷史懲罰的普遍規律這個理。宋詩中類似曾鞏《詠柳》的是托物寓理，在「詠史」方面則是就事論理。唐人張渭的《讀後漢逸人傳》詩：「子陵沒已久，讀史思其賢。……名位苟無心，對君猶可眠。……」只是就事論事，依據傳統說法，讚美嚴子陵鄙棄名利的高風亮節，如此而已。楊萬里《讀嚴子陵傳》詩，卻做翻案文章：「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因為當北宋為金所滅、南宋仍受侵逼之際，忘懷時事，置國家危亡於不顧，就是喪心病狂，就是歷史罪人，所以楊萬里借嚴子陵事，一反舊說，對這種「空有清風」的人提出譴責，表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詩中議論的這個理，當然是很有意義的。因此，不要一見宋詩「言理」就搖頭，而要具體分析一下那到底「言」的是什麼「理」。
但是，詠史詩如王安石的《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表現王安石政治上崇尚法治的主張，內容不錯，理有可取，卻算不得好詩。這是由於它理無情致，言無辭采，質木枯寂，淡乎寡味。所以，在「言」什麼「理」之外，又還有一個怎麼「言」的問題。這個問題，前面談「以文為詩」時，實際已經涉及到了。如果「理」非抽像「玄理」，「言」非質木「枯言」，那麼，發人深省的哲理與耐人尋味的詩意相融合，就構成了所謂「理趣」，這是宋人「言理」的最高境界。前面提到的歐陽修的《畫眉鳥》、曾鞏的《詠柳》、王安石的《登飛來峰》、楊萬里的《讀嚴子陵傳》等詩，都具有這種境界——「理趣」。蘇軾詩中，「理趣」尤多，為人傳誦的《題西林壁》就是宋詩「理趣」的代表作之一。這首詩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詩的開頭總寫廬山「遠近高低」的千姿百態，照說底下應該展開具體描繪，抒發賞心悅目、流連忘返的感情，然而詩人卻是筆鋒一轉，就橫看側看廬山形狀多變這一點發表議論，以遊山觀景喻為人處事。看山的感受，是人們所共有的，梅堯臣《魯山山行》詩說：「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歐陽修《遠山》詩也說：「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都停留在看山的感受本身，不像蘇軾那樣由此提出了一個具有哲理意味的問題。由於人們各自所處的地位不同，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同，因而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就都帶著一定的片面性。要對客觀事物有總體的正確認識，必須超越個人狹小範圍，擺脫一己偏見。詩人由看山悟出此理，並以看山設譬議論開去，理有情致，言有辭采，是對於比興手法的創造運用，絕非簡單的直說。所以感人易、入人深。南宋游九功《絕句》說「住山未必知山好，卻是行人得細看」，看去似與蘇詩相近，其實並無蘇詩的形象性、深刻性，倒是流露出一種頭巾氣。從蘇軾這首詩正可以看出宋人「以文為詩」、「言理」的妙用。宋詩在唐詩之後別開生面，獨樹一幟，是不應籠統地因其「議論」而輕易予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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