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生前與身後
作者：張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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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昌華：梁漱溟的生前與身後
「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先生逝世後，為聯繫出版《梁漱溟自傳》（梁培寬編）、《梁漱溟傳》（梁培恕著）事宜，筆者與他的兩位哲嗣一度過從甚密。梁氏兄弟一住北大，一住社科院，令我吃驚的是兩家的陳設皆十分簡樸，甚而可以說是簡陋。大概是遵父親「三不」的家訓：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所致。寓所沒做裝修，是上世紀80年代巷陌人家的家居水平。惟培寬先生八平見方的小客廳內梁漱溟那幅頭戴瓜皮帽的遺像十分醒目：孤峰獨秀的鼻樑、緊抿的嘴角、深邃不屑的目光，真能逼出你皮襖下的「小」來。
筆者好奇，梁漱溟這尊嚴峻冷面「佛」的背後，究竟是怎樣一副悲天憫人的胸懷，他還有無另一副面孔？我搜羅來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相關著述，「自傳」、「傳」、「評傳」、「紀念集」之類的著述、回憶文字12本，融以與培寬、培恕的多次交流，梳理扒抉一番，試圖用細節來拼出梁漱溟的「凡人」背影。
國 事
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聞名於世的，至於「國內外享有盛名的學者、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當為次。他畢生的愛國言行世人皆知，無須詳細介紹。但為保持其形象的完整性，故對他人生之旅中為「國事」所發驚世駭俗的言行或精彩絕倫的名句若干片斷節錄於下：
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裡等著他！
1946年5月11日、16日，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聞一多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時為民盟秘書長的梁漱溟聞訊後勃然大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了這番話。他堅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於文化工作，但現在卻無法退出了。梁漱溟踐履篤實，冒著吃「第三顆子彈」的危險，代表民盟，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終將反動政府暗殺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於天下。
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
1946年六七月間，蔣介石悍然在全國發動大規模內戰，「政協決議」被撕毀。周恩來由南京移居上海以為抗議。9月30日，周分別緻函馬歇爾、蔣介石，嚴正警告。梁漱溟為國共和談不厭其煩奔走其間。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寧繼續和談。梁乘11日夜車返寧。翌日晨抵寧時，驚見報端已刊發國民黨攻佔張家口的消息。面對記者的採訪，梁漱溟說了這句話。此話一時為媒體廣為引用，成為痛斥蔣介石背信棄義的經典話語。
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周恩來之請作發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發言重點談農民問題，要求對農民施「仁政」。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這篇發言卻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梁漱溟遭到痛斥，釀成「廷爭面折」的尷尬局面。
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973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團策劃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會上捎帶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協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梁一直沉默不語。有人警告：「對重大政治問題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態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即席講演。在眾人追問他對「批林」的態度時，他說「我的態度是不批孔，只批林」，從而引起對他的大規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對梁歷時半年的批判會告一段落時，主持人詢問梁對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脫口而出：「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釋。梁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梁漱溟手跡
家 事
梁漱溟祖籍廣西桂林。自曾祖赴京會試中進士後居北京。
父梁濟（巨川，1858—1918）27歲中舉，40歲時才踏上仕途，曾做過教諭、內閣中書，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卻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負販、拉人力車者多識我。常於途中遇襤褸苦人，大呼曰：『梁老爺，你好嗎？』」時有趕驢車者見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請他上車。《清史‧忠義：梁濟傳》有載：「濟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於分局。更立小學，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授之，費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親「是一秉性篤實底人，而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
梁濟60歲生日前夕，為準備給他祝壽，家人進行大掃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說生日那天回來。誰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他卻自沉於別墅附近的「淨業湖」。遺書《敬告世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因遺書中出現「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費解，有人稱他「梁瘋子」。遜帝溥儀下詔追贈謚號。早在民國元年，梁濟就首次向神明、父靈起誓殉清，並著手寫遺書。見民國後社會道德繼續淪喪，甚而變本加厲，故「尸諫」。此為一說。據培恕告訴筆者，其祖父寫遺書時，連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記，將準備好的賀儀留在了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將其父自殺的原因歸於精神耗弱所致。梁濟在遺書中說：「中國每個朝代滅亡都有人或許多人為之殉，清亡無一人殉，這在歷史上是可恥的，既然如此，我來做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親影響，亦就這麼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父親從小對他實施「寬放」式的教育，給其自由，任其「瞎鬧」，發現不對，點到為止。梁漱溟追憶兒時趣事時說：他積蓄的一小串銅錢不見了，吵鬧不休。父親在庭前桃樹枝上發現，讓他去看。梁漱溟看時，見樹上有父親寫的小紙條：
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於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親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塗。
梁漱溟到讀四書五經的年齡了，乃父不使其讀，而令其學習《地球韻言》。青年梁漱溟拒絕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當和尚，其父雖不以為然，但也不明示反對……梁漱溟在處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17歲時，梁濟贈其兩個字「肖吾」。民國以後，父子對時政見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親只表示自己的主見而已，對兒子參加革命活動並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輕時因思考人生問題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殺，而自他父親自殺後，他倒開始看重自己的生命，堅信在完成復興儒學使命之前不能死，不會死。
梁漱溟前後娶過兩位夫人。「在父親的生活裡，家庭生活始終不重要，無論是第一個或第二個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顧一生，會對她們兩人覺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說。
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黃靖賢是家庭婦女，兩人經友人介紹於1921年結婚，育有兩子。由於文化差異，兩人感情平淡。1935年黃靖賢因難產去世，客觀上使他得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務於社會。」梁漱溟本不擬續娶，將兩個兒子先後寄養於多位親戚家。十年後因緣際會，又與小他六歲的陳樹 結婚。陳北師大畢業，個性強烈，脾氣暴躁，有時在公眾場合不大講禮儀，甚令丈夫尷尬。兩人一直在齟齬中過日子。陳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逝世。比較起來，梁更懷念髮妻，耄耋之年寫《紀念先妻黃靖賢》，認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對父親梁濟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並將其對自己的教育方法，復施予兒子們。他十分尊重、理解和寬容兒子們的個性。對長子培寬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誼。弟弟培恕「患病」（意指思想、情緒、意向多變，浮躁），他讓培寬「研究研究恕之受傷或受『病』在何處，當如何藥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為社會大事東奔西走，居無定所。培寬、培恕先後寄於多位親戚家，13歲的培寬已能為弟弟買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時，培恕不願意接受後母，抄一首寫孀婦的詩「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給父親看。梁漱溟看後點點頭，就算父子交換意見了。從現在留存的父子之間的數十通函札來看，梁漱溟還是不時關懷、培養著兩個兒子的人品與學業的，而且也不乏兒女情長——大到注意身體健康，用錢不要太苛刻自己，小到糾正信中的錯別字。「兩人之自傳均閱看。寬兒所做雖不甚好，尚清爽簡潔，但開頭一句無主詞，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簡短，總是因為他對所作之事無興趣之故，勉強他多寫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則是：一個人要認清自己的興趣，確定自己的興趣。你們兄弟二人要明白我這個意思，喜歡幹什麼事，我都不阻攔你們的（1943年2月28日）。」培寬告訴筆者，有一年他的地理考了59分，要補考。父親看到補考通知單後隨手退還給了他，一句也沒有批評他。因為他相信兒子會知道應該怎麼做。培寬記憶中父親只打過他一次，那是他10歲時，在鄒平父親的辦公室裡亂翻東西玩。父親打了他一下手心，也只是象徵性的。梁漱溟諄諄告誡子女「不要貪」，「不僅貪圖的事不應做，貪圖的念頭也不要起」。
梁漱溟、黃靖賢1921年成婚時的合影
梁漱溟把「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當作家訓，這在兩個兒子的身上得到了傳承。培寬、培恕一生不喜出頭露面，為人低調。大概正因為如此，兩人在歷次運動中都沒有遭到太多的磨難。培寬於1953年初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但他們父子之間也是有分歧的。
1977年初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梁漱溟看過後，認為其中毛澤東所說的話，有些當年似乎不曾在會上聽到過，推想這可能是在別的場合講的，現在將它們編寫在一篇文字裡了。後來梁漱溟給中央統戰部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說：「由於我狂妄冒犯主席，無可原諒」，「今日只有敬領訓斥，好好學習。」對此，培寬、培恕很不以為然。培恕試圖勸阻，無效。培寬時在北大，不知，知道後信已寄出。兒子們認為：根本無需表態，故信無須寫。「如果一定要表態，應該承認有冒犯之處的同時，也將過去一再表明並無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意申述清楚，不可忽略不提。」培寬對筆者說：「父親只是一味地檢討自己，而對對方卻一字不提。這種『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和『不計前嫌』是大可斟酌的。人家講政治鬥爭，父親卻一心講道德修養，只講自己的修養不足，一味的『反求諸己』，這種以德報怨，有點虧待了自己。」
梁漱溟去世後，培寬、培恕兄弟兩人已先後退休，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親遺著的工作中，並為父親編輯出版了八卷本600多萬字的「全集」，以及「自傳」、「傳」、紀念集、書法集等，接待了國內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他們的目的是通過整理父親的著作，加深對他的瞭解，並把父親的思想完整地交給社會，供世人研究。他們只繼承父親的遺志，不繼承家產。他們在整理出版父親著作的數萬元稿費中，只留下了買一台電腦（供繼續編選著述用）用的幾千元錢，其餘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義捐給了當年梁氏所辦的勉仁中學（即現在的勉仁職業學校）。筆者曾問培恕先生原因，他笑著說：「不為什麼，我們只覺得這樣做比較好。」孫子梁欽東向祖父求字，88歲的梁漱溟錄諸葛亮《誡子書》，令其研讀自勉：「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趣 事
梁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20歲時在《民國報》當記者，發表文章時常用的筆名是壽民或瘦民。那時他年輕，當外勤記者，上跑總統府、國務院，下訪學校團體，政治新聞、市井民生都是筆下文章。當年袁世凱在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他作為《民國報》記者親眼目睹。他晚年回憶說：「袁世凱與我們記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個頭，光著禿腦袋（帽子拿在手裡），留著短鬚，已有幾根花白，鬍鬚周圍和兩頰都沒有修刮乾淨，一套軍服也是皺巴巴的，與大總統就職的莊重典禮很不相稱。」當時的《民國報》總編輯是孫炳文先生，一次興之所至為梁題寫一扇面，不知出於何意，將上款題為「漱溟」。「正中我意」，梁覺得此名很別緻，自此始將梁煥鼎正式易為梁漱溟，並沿用終生。
梁漱溟上有一兄，下有兩個妹妹。父親特別喜歡他。少年時的梁漱溟愛靜思，不喜運動，體質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歲時還不會自己穿褲子。有一次家裡人呼他起床，他卻說：「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呀。」一直是家裡人的笑談。「自幼呆笨，幾乎全部小學時期皆不如人。」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豐富，他立志培養自己「自學、自進、自強」的精神。
14歲時，梁漱溟入順天中學堂，與張申府、湯用彤同學。當時他與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萬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間依年齒稱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談到興頭上，廖福申提議以每個人的短處揀出一個字來，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於是廖給大家起名：王同學懦弱，婦人氣重，取名為「懦」；姚同學擅體育，但脾氣暴躁，故起名為「暴」；他自己很勤奮，卻自謙名為「惰」；他給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覺得很中肯、很貼切。梁漱溟當時確實很「傲」，他的作文成績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點總喜歡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勝，有時亦因草率失敗。一位王姓國文先生對此很反感，批語為：「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而後來的一位范先生卻偏偏賞識，以「語不驚人死不休」褒之。
在順天中學堂，梁漱溟特別崇拜年級低於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足以籠罩我。」梁尊稱其為「郭師」，課餘常去討教，並將他的談話整理成冊，冠名「郭師語錄」。學友們諷之「梁賢人遇上郭聖人」。梁漱溟回憶說：「我一向狹隘的功利思想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個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勵他剪辮子，介紹他加入京津同盟會。
梁漱溟一生鑽研佛學，他試圖從佛學中尋找答案。就苦、樂而言，他自覺自己家境尚好，也聰明，父母疼愛，卻常常苦悶不樂；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飯、洗衣、干雜活，辛苦得很，卻臉上常有笑容，並不覺苦。他苦苦思索，最後悟出「人生的苦樂不在外界（環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觀。其根源在自己的慾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而這種慾望是無窮盡的。」他覺得自己對人生苦樂的探求與佛學頗為合拍，於是就拚命看佛書。以至18歲那年拒絕父母為其訂婚，19歲開始茹素，決意為僧長達9年。
「無我為大，有本無窮」。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聯語。對於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之說，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袁鴻壽先生在桂林七星巖請他吃素席，飯後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袁鴻壽大驚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則鎮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出了戶外，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家屬的再三勸告下，最後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後門的草地上露宿。
但有時他也「怕」，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書長任上，介紹千家駒入盟。新盟員填寫「入盟志願書」並簽名蓋章，志願書填好後，他又叫其當場焚燬。究其原因，民盟當時還是「地下組織」。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其實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續絃婚禮上，熱鬧非凡，儀式一時無法結束，可是讓大家掃興又不好，於是梁站起來說，自己喜歡聽京劇《盜御馬》，他借劇中人台詞，起身說「告辭了」——（拖長聲），藉機揚長而去，眾人隨之退場。
「文革」中，他對批判者說：「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鬆，則不帶勁，那倒不好。」
晚年，苦於絡繹不絕的訪客，為健康計不得不親自書寫「敬告來訪賓客」的字條。上寫：「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談話請以一個半小時為限，如有未盡之意，可以改日續談，敬此陳情，唯希見諒，幸甚。」有心人從字的顏色和筆跡上判斷，那「一個半小時」的「半字，是後來加上去的。真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誠如趙樸初對梁的評說：「觀之儼然，即之也溫」。
梁漱溟享高壽，有不少人向其討教養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動」。他不抽煙。酒只是偶爾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場合。他風趣地說：「吃飯是應酬自己，喝酒是應酬人家。」他還認為養生還應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養。
友 事
「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這是梁漱溟的座右銘。「勉仁齋」，這是梁漱溟的齋名。
由此兩端，即見梁漱溟的品格與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於他獨特的身份和社會地位，結交了一大批中外社會賢達及其他雜色人士。無論對誰，他都通體透明，表裡如一。他說，「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這是他處事做人的原則。儘管「失言失態，這也並不少見」，甚而既「狂」又「狷」，但絕不乏一個「誠」字。當年馬歇爾、司徒雷登見梁漱溟形（光頭）與神（勞形，為國事奔走），稱他為「中國的甘地」。
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桂林辦學期間，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納了不少窮困的學生。他明知有些師生是從事民主和學生運動的，也樂於保護。當學生被捕時，他多方奔走、呼籲，保釋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據當事人回憶，當時的勉仁國專一度成為民主運動的「保護傘」和「避難所」。
他的平易近人也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認為在理，從不厭煩。覆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時無力作復，他都要在未復的函件上註明「待復」。對八方的不速之客，無論對方年長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誠相迎，客人告辭，送之門外，還鞠躬揖別。「梁漱溟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他已91歲高齡。發言者大多坐著講話，他卻15分鐘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請他坐下，他都謝絕了。
梁漱溟晚年回憶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
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一部字典」的故事。
「文革「中，紅衛兵抄家。「一聲令下，把我曾祖、祖父和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我都沒有吭聲。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這一場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這些古董玩意燒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勸阻了。」求情當然沒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難過，」因為那書是跟隨他多年的席潮傑的遺孀徐昌玉，為表惜別之情將席生前用的辭書送給他做紀念的，在他的心中有特殊的價值。
對於金錢，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染漱溟1938年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交談
上世紀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講演《人心與人生》，要收點費，聽者每人一元。這個點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認為收一點費的目的「是真想讓人來聽，或因花過錢而注意聽，否則不免有人隨便入座並不真有興趣聽。」但他又恐怕有的學生沒錢，說沒有錢者可以寫信給他，他可送上一張聽講券。一個叫唐君毅的學生，「受到一種精神的威脅沒敢去聽」。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別人帶給他的五元錢。因為梁懷疑唐是沒錢才沒去聽的。當事者唐君毅晚年回憶此事時感愧與並。
梁漱溟好佈施，經常接濟一些難中的朋友、晚輩。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資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餘都幫襯了因冤假錯案而生活無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獨特，送的錢不要還,但借他的錢必須要還。一位友人忘記歸還，他竟前去索債。他的觀點是「可以與，可以不與，與傷惠。」梁提醒已擺脫困境者還借款，目的是給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上世紀40年代在重慶北碚辦學，經濟困難，為維持學校費用，他把夫人的結婚戒指都變賣了。在香港辦《光明報》，他是社長，薩空了是經理，他給自己定的工資是月薪100元，給薩空了定的卻是200元。因他生活節儉，獨自在港，花銷小；而薩空了全家在港，負擔重，梁並又把自己100元工資的一半貼給了薩空了。
梁漱溟的友人，政壇首先要提的是毛澤東，學界要寫的是馮友蘭，還有那個軍閥韓復矩。
「我和毛澤東本是老朋友，相互間比較熟悉，見面時無話不談，有時發生抬槓，他批評我不對，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諫飾非……」
梁漱溟那場因「要雅量」釀成「廷爭面折」的往事，世人皆知，無須複述。梁說他與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龍附鳳。梁漱溟的堂兄梁煥奎生於湖南湘潭，早年供職於湖南省學務處，與毛的岳父楊懷中交情不淺。梁煥奎曾保薦楊懷中留日，又與之同渡日本。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煥均又是楊懷中的學生。1918年後，梁煥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時楊懷中到北大任教，與梁煥奎過從較密。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後住在楊懷中家裡。1917年梁漱溟已擁北大教席，與楊懷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訪楊懷中討教哲學問題，寓寄楊家的毛澤東常為其開門。毛澤東後由楊推薦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後來，毛澤東在湖南發起的「驅張（敬堯）運動」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楊懷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員。而承辦楊懷中喪事的就是毛澤東……
之後，梁漱溟1938年訪問延安，半個月中毛澤東與他長談八次，有兩次竟通宵達旦，所以毛澤東後來公開宣稱，「我同梁漱溟比較熟」。
毛、梁同庚。梁長毛兩個月。
即令在「廷爭面折」之後，梁漱溟也始終把毛澤東當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的生日壽禮。94歲的梁漱溟在追憶當年那場論爭時檢點自己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理解的，沒有什麼。他們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這兒的「他們」顯然包括周恩來。
至於周恩來，梁漱溟「不計前嫌」，不介意他當年說自己想「陞官發財」、「一貫反動」什麼的。他認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會因為發生一件事情而改變對周的認識」。梁一直認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並設身處地地為周想，他在那個會上只能與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長馮友蘭兩歲。
他們本有「師生之誼」。據馮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學系讀三年級時，梁為其講授過《印度哲學》。1921年梁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美留學的馮得知此書出版「心中驚喜，渴欲一讀」。讀後致梁一封三千字的長函，談感想（實際上是書評），並直率地提出「不能贊同之點。」梁漱溟將此信收藏了60年，足見他們的諍友情深。1971年歲末，梁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學系的故舊多已凋謝，致馮一信云：「難得吾二人還在北京，相距尺咫，豈不可一談耶？」馮請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見甚歡。飯後握別時馮還誦《論語》「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以抒情懷。轉至1973年，馮發表「批孔」文章，梁不以為然。在致友人的書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諂媚江青，我責叱之。」顯示出一種諍友精神。1985年，馮九十華誕設家宴，馮女宗璞稟父之意電話請梁光臨。梁斷然拒絕。但即覆信說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參加壽筵。」馮接信並無慍色，倒覺這種直言是很難得的。遂命宗璞寄《三松堂自序》，並附信云：「如蒙閱覽，觀過知仁，有所諒解，則當趨謁，面聆教益，歡若平生，乃可貴耳」，「來書直率坦白，甚為感動，以為雖古之遺直不能過也，故亦不自隱其胸臆耳。」並期冀「實欲有一歡若平生之會，以為彼此暮年之一樂」。梁不顧腰病臥床，用三四天時間堅持將書讀完。梁見老友在書中意識到「應該實事求是，不應該譁眾取寵。寫文章只能寫我實際見到的，說話只能說我真想說的」。如果這樣，「就不會犯批林批孔時期所犯的那種錯誤」。馮的自我剖析，使梁改變了對馮的態度。「由拒不赴宴，變為表示『甚願把握面談。』」遂復函擬往馮寓。馮執意甚誠，由女宗璞陪同於1985年12月24日赴梁府相聚。這是梁、馮最後一次晤面，「始終未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未就「諂媚江青」之事「發表任何意見」。會見時，梁寬容地聽了晚輩宗璞的一番插話。宗璞慨歎，「我們習慣於責備某個人，為什麼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後的地位」，「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梁最後以己著《人心與人生》相贈，親題「芝生老同學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贈」。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梁漱溟晚年在與他人的談話中，多次提及馮友蘭等舊雨，特別關心馮的眼疾。馮友蘭並不因梁當年的直言批評而心存芥蒂，而是以友情為重，在梁去世後，撰文悼念，頌揚梁「敢於犯顏直諫」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美德。
馮友蘭送的輓聯是：
鉤玄決疑，百年盡瘁，
以發揚儒學為己任；
廷爭面折，一代直聲，
為同情農夫而直言。
梁、馮二人的「化干戈為玉帛」，雙方都是有理、有禮、有節、有度的，不像有些媒體的誇大其詞。
最初《梁漱溟問答錄》面世時，影響甚大。或因這種問答的形式，讓人誤以為「答」是一絲不苟的「實錄」，也或因執筆者對問題的描述有失誤或措辭不當之處，有意無意地拉大了梁、馮兩人間的距離。馮友蘭之女宗璞隨即寫了《對〈梁漱溟問答錄〉中一段記述的訂正》以正視聽。「問答錄」的作者並沒提出異議。12年後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又寫《馮友蘭先生與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坦言「問答錄」確有「失誤與缺陷」。
梁漱溟與軍閥韓復矩的交情不薄。
韓原是馮玉祥舊部，當過馮的「司書生」。因韓念過私塾，讀過四書五經，寫得一手好字，又善戰，深得馮玉祥重用。馮治軍甚嚴，韓某次不服軍令，馮當眾訓斥，令其滾，並罰跪於會場外牆根下。散會後，馮怒氣未消，又給他一耳光，才說「起來吧！」韓復矩一氣之下帶領部屬開往山東。恰馮玉祥正與蔣介石混戰，蔣介石乘機任命韓為山東省主席，統治山東八年。
梁、韓相識在1922年。梁漱溟應馮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給馮的官佐講儒家哲學，當時韓復矩是營長官銜，由這次聽講認識了梁漱溟。後韓任河南省、山東省政府主席，恰梁在此兩地搞鄉村建設試驗。韓為梁的鄉村建設試驗提供了諸多方便。
韓復矩後來在抗戰之初不戰而逃。蔣介石為殺一儆百或剪除異己殺了韓復矩。梁漱溟談對韓的印象時稱他讀過孔孟的書，並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此外，梁漱溟對梁啟超向來敬重，然在紀念梁啟超一文中不獨表彰他的功德，還評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又與熊十力交誼亦深，但在追憶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錯失。梁認為「學術天下之公器，忠於學術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為只有此舉才不負40年的交誼。
梁漱溟就是這樣的一個「怪人」。他的這種處友方式，他的迂闊與率直，在同輩學人中大概是獨一無二的。
身後事
仁者壽。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彌留之際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對於死，他早已參透。他認為佛家對生命的態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順其自然。他於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兒孫晝夜輪流伺候左右。5月他還接受一台灣記者的採訪，只說：「注意中國傳統文化，順應時代潮流。」此可視為他的遺言。5月11日他把長子培寬呼至床側，示意有話要說。培寬備好紙筆。他說：「人的壽命有限度。大夫說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這樣了。有時候吃點藥，吃點合口味的東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長壽命。」培寬問他還有什麼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說：「火化。」
梁去世後，例行的追悼會是要開的。中央統戰部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關於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寫道：「受到不實事求是的批判。」家屬認可。可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為「受到批評。」「第二稿和第一稿的區別在於，第一稿隱含梁漱溟不曾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意和因此而受到不恰的批評之意。但後來這兩點意見被去掉，即恢復當年的提法。」對這樣的「一字之差」，家屬在電話中向擬稿人表示反對，並表示：「如不改為第一稿中的表述，家屬將不出席次日（7月7日）的遺體告別式。」統戰部不得已，約請梁氏兄弟去面談。家屬表示，文字如何表述，以事實為準。當年明明是「批判」，《毛澤東選集》第五捲上白紙黑字寫的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現在為何將「批判」改為「批評」,令人費解。對方無言以對,只反覆勸兄弟倆「以大局為重」。家屬據理以爭，不肯讓步。梁漱溟生前概不接受說他反對總路線，子女們就不能替他接受。商談從大會議室改到小會議室，由中午拖到開晚飯,相持不下。統戰部請來民建的孫起孟先生、民盟的葉篤義先生從中轉圜。兩位先生感到此事棘手，覺得家屬持之有理，難以啟齒。一說「原來第一稿不是挺好嗎？」一用「曉以大義」勸說。又陷入僵局。雙方的心理底線是：乾脆不將這一段寫入《生平》。但雙方誰都不肯先表態。最後由孫起孟提出。統戰部長閻明復聽完雙方意見後表態：「那就不寫這一段吧。」因此，1988年7月8日，新華社播發、刊在《人民日報》的「生平」中1953年那段就留下了「空白」，文章的標題是《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梁漱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告別大廳。
靈堂入口大門上懸掛的輓聯是：
百年滄桑 救國救民
千秋功罪 後人評說
橫批是：
中國的脊樑
這幅輓聯是梁培寬次子梁欽寧擬就的。培寬本人忙於父親的身後事，不知情。梁欽寧張貼時，工作人員阻止，但他執意堅持。
據《人民日報》載，前往弔唁的有李先念、閻明復、劉瀾濤、習仲勳等四百餘人。
《人民日報》刊發文章的標題是《一代宗師誨人不倦，一生磊落寧折不彎》。
梁漱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寶山。後應山東鄒平（梁1931年在此創建鄉村建設研究院）的要求，家屬同意將部分骨灰葬於鄒平，並建碑林。墓碑由趙樸初題寫。後費孝通、啟功、吳祖光等文化名人相繼為梁漱溟鄒平墓地碑林題詞。繼之，梁漱溟的桑梓廣西桂林提出同樣要求，家屬應允，又將梁漱溟存於八寶山的另一部分骨灰遷葬至桂林穿山公園。
原載2005年第10期《人物》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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